當死亡降臨:一間病房,兩種選擇 值得深思

 

死亡,有的時候像一場作秀,像一場表演,像一場面子工程,原因在於圍觀者施加了相當大的壓力。

——白岩松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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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叫金雅磊,來自武漢大學中南醫院,我想先講講兩位病人的故事。

 

兩位老太太來自同一間病房、相鄰病床,為了尊重隱私,姑且叫她們19床、20床。她們年齡相仿,一位78歲,一位81歲;病情相同,患晚期肺癌3年,一位發生腦、縱隔及淋巴結轉移,一位則是肝轉移;治療都盡了力,不再適合手術、放化療,就連分子靶向治療也找不到合適的藥物。

 

1

 

19床是一位大學教授,因腦水腫入院。治療後,腦水腫消退,我告訴她女兒莉(化名)可以出院。莉很吃驚:「癌症呢?不治了?」我委婉地表達了再做癌症治療已無任何意義、病人進入生命的倒計時、愛她就回家陪伴她等幾層意思,但莉的態度很堅決:「病治不好,絕不回家!」

 

 

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莉的偏執。後來,這種感覺越來越強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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莉今年52歲,定居澳大利亞。3年前,因為母親患癌,她辭了工作回國。她帶著母親到處看病,自己也滿世界跑,曾跑到國際腫瘤會議會場,堵截一位美國專家。她看了許多醫學書籍,一旦有什麼新技術、新藥物,就如同抓住一根救命稻草。

 

但專家的答覆全是否定。莉並不氣餒,她聽說有一種「海參療法」,可以抑制腫瘤生長,便從美國買回上好的海參。每晚,她在家燉好,次日清晨用保溫桶拎進病房,讓母親喝光。那段時間,這對母女總在病房吵架。一次,19床偷偷向我求援:「莉天天逼我吃海參,不吃完就不許我吃早餐,還說是為我好,可我吃完渾身發熱!」在我和一位中醫的勸說下,莉只答應減少頻次,隔一天吃一次。

 

一個月多後,19床發生多器官衰竭、呼吸困難,被轉入呼吸內科病房。當時,她明確表示,不希望用呼吸機,不想受罪,更不願渾身插著管子閉眼。但莉不同意,也不理解。很快,19床不再說什麼,因為不能再說話——她的喉嚨插了氣管,面部罩著呼吸機,鼻飼管、導尿管等爬滿全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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端午節的中午,昏迷數日的19床來不及留下一句話,走完人生路。可是,莉不允許拔管,堅稱母親沒死,胸口還有起伏。醫生解釋,那是呼吸機未撤的緣故。我被莉叫到呼吸科,她讓我一遍遍地聽聽診器。我說:「我用醫生的名義發誓,心跳停止。」她不信:「你用母親的名義、女兒的名義發誓!」最後,我照做了,她才同意拔管。此時,19床已死亡兩三個小時,嘴巴僵硬地張著,熱敷後才能閉合。

 

看著殯儀車帶走母親的遺體,莉抱著我痛哭:「金醫生,我錯了!我後悔沒有帶媽媽回家!」

 

2

 

 

相比之下,20床的故事就簡單得多。她是一名省直機關退休人員,因血性胸腔積液入院。我為她實施了穿刺引流,抽取積液,然後打了些防粘連藥物,就建議她回家。她和兩個女兒欣然接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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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院後,她住到小女兒家裡,每天還和大女兒通一通電話。除了呼吸有些困難,她的狀況還不錯,食慾正常,有時候早上出去曬太陽,晚上在小女兒的陪伴下散散步。偶爾睡不著覺,就吃一顆安定片。

 

這樣的生活,她很知足。

 

關鍵是,她的人生還在繼續……

 

理性接納醫學的侷限性

 

作為醫生,生老病死,司空見慣,但發生在19床和20床身上的事,令人唏噓。

 

3

 

很多時候,我們把老、弱、死都醫學化了,認為它們只是又一個需要克服的臨床問題。然而,人的生命是有限的,醫學也是有侷限性的。

 

無論怎樣小心翼翼地措詞,仍有很多人覺得這個話題太殘酷,如莉一樣,會聯想到這個社會準備捨棄病人。

對於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來說,在監護室裡度過生命的最後一程,完全是一種錯誤。雖然技術可以幫助病人在失去意識和連貫性後維持他們的器官,但過度的干預反而增加了對患者和親屬的傷害,讓患者與臨終關懷擦肩而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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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然,有病人的原因,也有醫生的原因,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——恰恰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拒絕接受生命週期的限定性,我們的末期病人才會成為無效治療和精神照顧缺失的犧牲品。

  

戀生惡死,人之常情,但死亡面前人人平等,無論你是國王,還是乞丐,地位與金錢都無法改變個體生命必死的事實。但面對人生的最後一道考題,無論多麼糾結,終究需要邁過那一道門檻,去遠方遨遊。

 

 

人近黃昏時,所需的不僅僅是醫藥,還有生活——有意義的生活,儘可能豐富和充滿愛的生活,病人和家屬都要勇敢接受。

請記住,在大限到來之前,才有機會說出或聽到「再見」「別難過」或者「我愛你」……